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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的版画艺术
发布日期:2012-12-17 来源: 阅读人数:2052人

本文作者:张作明
文章出处:未知
文章性质:原创
阅读次数:1893
发布日期:2009-05-21
 
古元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版画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兴木刻、尤其是解放区木刻的优秀代表。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古元与人民息息相通,休戚与共,一贯坚持反映人民的心愿。他的艺术永远属于人民,并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的光彩。

    古元从事木刻创作的艺术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第一个时期,是1939至1945年,延安时期。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召唤着有血性的中国青年加入抗战的洪流。1938年,十九岁的古元告别南海之滨的故乡和亲人,长途跋涉,奔向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在陕北公学接受短期政治和军事训练,1939年春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40年6月,到“大鲁艺”——社会实践中去学习。他在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政府文书,参加农村基层工作,体验生活。在这个当时只有四十二户的小村里,他与农民、干部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作,逐渐熟悉和了解陕北农村,对那里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革命前后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的特征,风土人情及每个人的性格、脾气、音容笑貌,他都了若指掌。古元从心底敬佩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渟朴、憨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优秀品质,与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了一片,从而激发起要表现他们的强烈欲望。

     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所调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随够发现出美来。”

     因为古元对农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了解农民群众对生活的态度和审美趣味,陕北农村平凡的生活,农民的一举一动,一头牛一只羊,一草一木,在他眼里就都有了表情,他从中发现了许多优美的图画。他最早的木刻《播种》、《骆驼队》、《挑水》、《运草》和《牛群》、《羊群》、《铡草》、《家园》等等,就像涓涓小溪从源泉中流淌出来。每一幅都饱含着对农村生活朴素、渟真、深情的爱。以后,随着观察、体验和思考的深入,古元进一步发现了平凡的生活中所包含的不平凡的意义。看到农民把收获的谷于倒进仓里,他想到:过去打下谷子要文到地主老财的仓里。现在不同,是装入自家的粮仓了。从一个背影,他窥见了农民内心的喜悦,于是刻了《入仓》。古元在乡政府工作,常常接触区干部,看见区政府办公室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孔窑洞,几只木头桌凳,区干部也是庄户人。区长在认真听一个妇女来反映情况,有的干部在看账本;有的在写材料;有的在给外出的人开路条。他感到这确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干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办事的公仆,与地主官僚的衙门有天壤之别。于是,他刻了一幅《区政府办公室》。看到青年男女,不再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大事由自己做主,自由恋爱,来到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或是不甘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任凭丈夫和公婆虐待的妇女,挺起腰杆到政府来申诉离婚时,古元感到革命给陕北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于是他创作了《结婚登记》和《离婚诉》。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古元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精力充沛,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信仰和革命人生观、艺术现,创作激情十分高涨。作品像春雨滋润的庄稼一样日新月异,迅速达到革命美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最富代表性的当推《哥哥的假期》和《减租会》。

   《哥哥的假期》描绘一个八路军战士休假回到家乡,乡亲们都来看他。他兴奋地讲述着部队的战斗生活,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乡亲们被他的话所吸引,一边听,一边连连赞叹。刚学认字的小姑娘,抓着战土的胳臂,一笔一划地认臂章上的“八路”二字,才学步的小弟弟,戴上大哥哥的斗帽,挎上背包和水壶,扎起宽大的武装带,学“八路”的样子给老人敬礼,好像真的是一个“八路”,雄纠纠的模样中,透着稚气……画面上充满着家庭欢乐的气氛。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的真理。

    徐悲鸿先生1942年10月在重庆参观全国本刻展时,第一次见到古元的《运草》和《哥哥的假期》,惊讶地连连称赞说:好!真好!真了不起!并在报上撰文向社会推荐。他写道:“我自认不是一思想有了狭隘问题之国家主义者,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

   古元的名字随着解放区木刻艺术的杰出成就,在全国,并经过各种途径流传到苏联、美国、英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引起艺术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和高度赞誉,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减租会》描绘世世代代受剥削最深重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站在最前列,用算细账、讲道理的方法与地主老财展开面对面的减租斗争。狡猾的地主老财被问得张口结舌,在太师椅上坐不住了,站起身战战兢兢地编造出“天地良心”等等一派胡言,并赌咒发誓,妄图蒙混过关。肚里装满了苦水的老汉,气得说不出话来;几千年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毫无地位的妇女,如今也走上了政治舞台,中农既关心这场斗争,又胆小怕事,不敢出头露面,躲在角落里观望。贫雇农正在向他揭露地主老财的罪恶,启发他的觉悟。这幅木刻的构图,人物形象刻画,黑白和刀法处理,无一不精,堪称典范。以构图来说,《哥哥的假期》活泼;而《减租会》严肃,如两军对峙,地主老才处于孤立被包围之中。两幅画的人物形象刻画尤为成功。画中众多人物,笔墨简约,然而其阶级性与个性,包括相貌、性格、气质、表情、动态、服饰以及道具等各个细节却刻画极其鲜明、生动,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典型性。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受到感染而发人深思。

    古元早期木刻,在艺术形式上,受西方木刻,特别是鲁迅先生所推崇的版画大师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影响,着力表现物体的体积和明暗,画面上笼罩落较为浓重的阴影。老乡们看了不习攒,“解不下”,他们把刻人物脸部阴影的排线看成是“长毛毛”、“阴阳脸”。古元非常重视这些善意的批评,认真改进自己的作品。特别是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从研究借鉴中国古代木刻和陕北民间剪纸、年画入手,进一步探索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1943年春天,他特地到三边走门串户,欣赏、收集民间剪纸。创作了新窗花二十四幅。这些作品中,艺术术家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以阳刻线条为主,画面简洁、洗练、清新、明快,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的地方色彩的艺术风格。这种新风格一出现,立即带动了延安木刻界,并在全国木刻界得到热烈反响。

   《离婚诉》的变体画,最能说明这个变化。第一幅作于1941年,以阴刻为主,刀法洒脱,色调丰富,不失为一幅佳作。但这种注重光影明暗,色调浓重的刻法,群众不很习惯。于是在1943年他刻了第二幅。脱开光影明暗,用极简练、概括的阳刻线条造型,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画面明朗,格调高雅,富于民族特色,达到了新的更高的艺术境界。更易为我国广大劳动群众所欣赏。在国际版画艺苑中,也以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而独树一帜,更引入注目。

    艺术家各有自己的审美倾向、爱好、趣味和习惯。在选择和处理题材方面,古元喜欢采取正面歌颂的角度。他的作品洋溢着淳朴、自然的抒情诗意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追求一种平静的美。且不说《挑水》、《运草》、《羊群》、《入仓》、《骡马店》等抒情性作品,就是《调解婚姻诉讼》之类叙事性的作品,甚至像《减租会》那样斗争性很强的作品,古元也选择正面描写的角度,力求自然、真实而沉静,充满生活情趣。没有丝毫虚张声势,矫揉造作之处。这种平静的美,当然与他在延安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关系,但主要是他的气质、风格所决定。凡是与古元有过接触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朴素,老成,性情温和,沉静寡言,但目光敏锐,善于思考,智慧而具幽默感,话不多而耐人寻味。

    总之,古元在延安时期的作品,就像一首歌曲所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向前,向前,向前——

 

     第二个时期是1945至1950年,东北(包括华北)时期。

    1945年11月。古元随“鲁艺”告别了第二故延安,向东北解放区转移。经过长途行军,到达北重镇张家口以后,因前往东北的交通受阻,滞留在华北解放区。直到1947年5月,才绕道冀中、烟台、大连和邻邦朝鲜,进入东北解放区。

    这正是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古元的心和人民一起跳动,他的脉搏紧扣着时代和生活的节拍。他的创作也进一步开辟了新的天地。其重要特点是视野更宽阔,节奏更强烈,战斗性更强。这无疑是客观生活内容所决定,也是古元主观奋斗进取的成果。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要数《焚毁旧契》和《人桥》。

   《焚毁旧契》描绘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翻身的农民们冲进地主宅院,把被地主霸占土地房产的契约统统翻出来,放火烧毁。一把腾空而起的熊熊大火,宣告了地主阶级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最后灭亡。农民们打碎了枷锁,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扭起秧歌欢庆翻身解放。古元曾在华北广陵县参加土改运动,深深为农民对地主的阶级仇、血泪恨和获得解放时欣喜若狂的激情所感染。在1947年春节转移到冀中待命时,他抓紧时间创作完成了这幅艺术杰作。

    古元每创作一幅作品,都要花很多心血酝酿构思和构图,画出许多草图,反复比较、推敲,找出最巧妙的方案。《焚毁旧契》突出冲天而起的火势和腾空翻滚的烟雾,黑白对比强烈,运刀自由豪放,人物狂欢亢奋的精神状态,刻画入神,是一曲慷慨激昂、动人心魄的赞歌。

   古元转移到东北以后,在五常县第二次参加了土改,又创作出《破获地主武装》等等反映土改运动的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记录了那场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大变革。

    有一天,古元从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淮海战役的报导。报导中说,在双堆集战斗中,我人民解放军在追歼逃跑的敌军时,遇到一条河流横在面前。敌军炸毁了桥梁,妄图凭借天险阻挡我军追击。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个个毫不犹豫地跳进寒冷刺骨的河水中,用肩膀扛起梯子,搭成—座浮桥,让战友们顺利过河去追歼逃敌。读完这篇报导,古元眼前仿佛看到了那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于是他创作了套色木刻《人桥》。奔腾的河水,滚滚的炮火硝烟,渲染出激烈战斗的气氛,烘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踏着人桥奋勇前进的英模部队。古元这些气势磅礡的历史画卷,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战歌。看着它们,使人震奋。耳边犹如听到那豪迈、雄壮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

    此外,古元还创作了《恢复》、《鞍山钢铁厂的修复》和《秋收》等木刻。这个时期的作品,是表现中国历史上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画卷。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使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不朽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一条大河波浪宽

 

    第三个时期,是1950年5月至今,北京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和发展,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对艺术审美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客观上对美术创作提出了百花齐放的要求,为美术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古元坚持艺术为人民的思想,像海纳吸水一样,水不满足地从人民生活中吸取营养,从古今中外的艺术中吸取精华,加以咀嚼、消化,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艺术创作。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广泛,艺术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技巧更加完美,达到了自由发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从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学院派”,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留下的脚印。每幅创作,总是力求独到的新意。

    1957年以前,是新中国朝霞满天的年代,革命的胜利和美好的航程鼓舞着古元,创作热情异常高涨。他以解放了的中国为总的主题,歌颂人民的胜利和创造性劳动,歌颂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后的新生活。在木刻艺术的表现技巧方面,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精雕细刻,如《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官》;后来则一变为简练、豪放的大刀闭斧,极其概括,如《祥林嫂》等等。1956至1957年,古元的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甘蔗园》与《刘志丹和赤卫军》。

《甘蔗园》描绘江南水乡,河渠纵横,水平如镜。蔗园、木瓜,一片葱绿,掩映着农舍,丽影可鉴,莺雁自由飞翔。农民正在收获甘蔗。这样恬静清新的景色,充满了诗情画意。笔精墨简,刀刀状物寄情。美妙的和平劳动的图画,宛如悠扬动人的抒情乐曲。它代表了解放以来古元一大批作品如《绍兴风景》、《江南三月》等等的风格特点。浓郁的抒情游的意境和深厚的艺术魅力,与四十年代延安时期表现陕北田园生活的作品,一脉相承。

   《刘志丹和赤卫军》是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而作。刘志丹是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深受陕北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早在1944年,古元就创作过木刻《人民的刘志丹》,1957年创作的这一幅《刘志丹和赤卫军》,进一步表现了刘志丹同志与他领导的武装起来的农民赤卫军,在战斗间隙休息时,畅谈的情景。画面中洋溢着军民亲如一家的热烈气氛,揭示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构图采取向心团聚的形式,以刘志丹为核心,人物从四角向核心聚拢,使刘志丹的形象处在人群环绕之中,既自然又突出。大块的黑白形成强烈对比,彼此映衬,虚实相生,巧妙而新奇。大圆口刀挥洒自如,但不失精微。人物写意传神,跃然纸上。老羊皮袄、大枪筒等服装道具和背景的刻画,寥寥几刀,看似漫不经心,却是苦心经营而得。《刘志丹和赤卫军》的成功是开拓性的,标志着古元木刻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更完美的境界。

    正当古元专心致志施展他的艺术才华的时候,意外的挫折从天而降。1957年,他因为向党组织提了几句善意的批评,被诬为“同情右派”而受到批判,下放劳动,艺术家的心境受到了干扰。1962年文艺界开始有点起色。古元创作了《玉带桥》和《探望老房东、老战友》。前者是在批判山水花鸟画是“游山玩水、闲情边致、小资产阶级情调”之后,针锋相对,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审美要求而作的,画面优美而清朗,宛如一首抒情诗。后者是他看到一些从战争年代冲杀过来的干部,革命胜利以后居功自傲,大搞特殊化,逐步蜕化变质的现象,引起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为启发人们重温艰苦岁月党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而创作出来的。画家选样从正面表现的角度,塑造一个做了高级军官,回到革命老根据地,探望当年掩护伤员、支援前线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老房东。老战友,他们过去为革命建立了很大功勋,现在依然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毫无居功特殊之处。事隔几十年,战友相见,地位虽然不同,但情深依旧。盘腿坐在炕上,畅叙别后生活,回亿艰苦岁月,充满亲人团聚的亲切气氛。有感而发,借助艺术形象,促人深省,这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后来长达十年的时光,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古元的艺术思考被冲散,木刻刀被迫搁置,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古元心中的信仰没有动摇,艺术之火没有熄灭。他默默地回忆延安时期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创作了《回忆延安》、《枣园灯光》等木刻。在1976年10月,金色的秋天里,古元欢欣鼓舞地创作了《十月的喜讯》、《悼念和战斗的诗篇》、《初春》、《瑞雪》等等新作。

     近十多年来,古元担任了行政领导工作,社会活动也较为繁忙,使他不能集中随力于艺术创作。但他以“一闲对百忙”的精神,不懈地坚持“行万里路”,了解人民生活,讴歌祖国山河。近年的作品,更注重寓意。如《给人们甜蜜》通过养蜂人和蛮蜂的劳动,表达这样的主题:“愿学蛮蜂的辛勤,为人民酿造精神的甜蜜。”这是作品的副标题,也是作者的用心所在。《骆驼赞》刻画两匹高大的骆驼,配以题句:“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与1940年所作的《骆驼队》相比,其内涵显然深刻得多了。

    天才并非从天而降,生而知之。天才是天赋加勤奋。艺术家的灵感也不是神秘莫测,它来自对生活的认真观察,深入了解和周密思考,经过长期积累、孕育,一经触发,偶然得之。有一位在延安“鲁艺”与古元同班的同志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古元同志。他在‘鲁艺’几年的时间里,除了许多别的活动之外,光是木刻就刻了一百多幅。他几乎是随时随地地在构思,抓住任何一点零碎的时间来作画。”

    作品的风格反映作者的人格。古元的思想、作风,像他的作品那样,像他笔下描绘的农民那样质朴、自然,笃诚,脚踏实地。他老成持重,善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嫌恶装腔作势,弄虚作假,哗众取宠,随波逐流。他真心实意地尊敬和钦佩劳动人民——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伸财富的创造者,养育我们的衣食父母。古元通过自己的实践,坚信只有熟悉了解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健康的思想感情。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人民的利益。

    诗人艾青在1952年再版《占元木刻选集》的代序中写道:“再没有—个画家能像古元同志这样丰富的反映古朴的中国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生活了。

   “出现在古元同志作品里的人物,农民、兵士、妇女、儿童都是为新的民主的阳光沐浴着的;他们不再是蒙受耻辱的奴隶;那横亘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民的愁苦,已从他们的脸上敛迹了。而中国广大人民的善良的、忠厚的、诚朴的风貌,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十分适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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